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这个看似非常简单的问题，如同问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样，其实很不容易回答。假使招录公务员出了这么一道题目，你根据30多年来的社会实践结果，回答说目的是为了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那就糟了。虽然这一回答十分客观正确，但是，因为你实际上是在同官方现在宣扬的“和谐”社会唱反调，暴露了自己危险的思想倾向，所以，即使其它题目也答对了，表明你确实是个人才，也决不会被录用。当然，我这只是“假设”，官方现在怎么会出这么一个看似简单而人们根本回答不了的问题？

　　有人可能不以为然，为什么不会出这道题？官方的标准答案早在30多年前就已准备好了。当时，很多学者在宣传理论的文章中，千篇一律地向人们灌输说，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要求提高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以及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可是实践的结果与此目的大相径庭，甚至可以说不是在朝那个方向努力。事实是居民消费指数占GDP比重30多年来竟然一直不升反降, 托物价上涨之福, 工资倒是提高了, 但是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仍然像改革开放前一样, 只有发达国家同行的5%左右，医疗、教育和住房成为压在老百姓身上新的“三座大山”。可见，官方这一标准答案不能成立，因为显然与事实不符。答问者遇到了两难选择。

　　或问，我既不愿说谎，又想通过考试，应该怎样回答？老夫教你一招，可以如此答曰：改革开放的目的，乃是为了促进GDP增长也。

　　据说具有里程碑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今后一切工作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当时，这一决议可能获得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与支持，认为这是走向民富国强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选择。没人料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来竟异化为唯GDP论。为了GDP增长, 甚至不惜废弃、否定与反对一切社会主义原则。例如，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不再提了，阶级斗争则被妖魔化，闭口不提中国人头上戴了一百多年“东亚病夫”的耻辱帽子，是在什么时代和怎样摘掉的，反遭控诉，仿佛那个时代只有“伤痕”、“牛棚”。为帝国主义提供大量攻讦口实，何疑于汉奸行为。一些腐朽的旧观念沉渣泛起，“剥削有功论”曾被批臭，如今又吃香了。社会主义中国工农劳动阶级的领导地位直线下降，沦落为。为人民服务被执政官僚们忘到九霄云外，因为这一理念对自己的GDP“政绩”毫无裨益，反而可能会有妨碍。对过去实行的计划经济不作一分为二分析，斥之为“僵化”的代名词。人的自私本性不能限制，反而应当鼓励，因为据某些学者论证，这种本性乃是产生经济活力的不竭之源泉……在“拨乱反正”的名义下，善恶美丑的观念被颠倒了。改革开放到底是为了什么，可能官方还有其它的答案。但那些答案只要是冠冕堂皇的，都不可能得到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认同。

　　改革开放是为了促进GDP增长，这一答案既不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也可以满足执政者的虛荣心，可谓两全其美。官僚们至今还津津乐道于GDP, 因为这几乎是30多年来唯一值得夸耀的政绩。但是GDP增长犹如剃头担子一头热, 官僚们诚然热得发昏, 老百姓却对其越来越冷淡。如果说30多年前，当宣布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目标是使GDP达到人均1000美元时，曾激起许多劳动者美好的遐想，那么30多年后的今天，又宣称若干年后人均将达到1万美元，中国将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还会有多少人感动？勿须为老百姓对待GDP增长的冷漠加热，因为那是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而反映出来的理智表现，倒是有必要给官僚们疯狂的GDP热降温，这种“热”既不可取，也难持续，甚至非常危险！

　　因为，如果进一步问，追求GDP增长的目的是什么？各地官僚恐怕十之八九又将瞠目结舌, 回答不出所以然了。他们心里可能想着是为了政绩，以便保住禄位或升迁，但那好意思说出口吗？老百姓并不认可这种政绩，是由于它不能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相反，还可能给他们造成危害。昏官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的GDP政绩，除了在某种场合可以沽名钓誉，和在一定时期使西方某些不知中国內情的头面人物虚惊一场，其实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

　　官僚们及受其宠信的某些经济学家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主要理由，是说这个制度“僵化”，“没有效率”，所以必须改而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那么照道理说，后者应当比前者更有效率（益）了吧？但实践往往是“捡芝麻，丢西瓜”。不错，从微观上看，有一部分企业单位在“有活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其效率（益）可能比在“僵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要高一些；但从宏观上看，则完全相反，算起总账来，大大地得不偿失。让我举例说明。请先看一则几年前的旧闻。2005年3月，《中国青年报》有一篇作者何益的文章披露，电信网络重复建设浪费了好几千亿元，足以再建三个三峡工程。文章中说：

　　“‘电信网络存在严重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其浪费数额相当于建几个三峡了。’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上，曾身居电信行业要职的杨贤足委员说，他希望这一现象能够引起国家高度重视。

　　2003年6日，杨贤足从联通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休。此前，他曾担任国家信息产业部副部长。

　　“‘光是铁塔一项就浪费掉约240亿元。’杨贤足说，即使在一些偏远的小镇里，也经常能看到两个电信部门的铁塔并立。这两个铁塔，分别属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

　　“‘真的需要两个铁塔吗？’在杨贤足这个内行看来，一个足矣。据了解，目前我国只有两家国家控股经营的移动通信企业，由于没有移动基站（铁塔、机房等设施）资源共享机制，两家企业各建各的。他算了一笔账：建一个铁塔至少需要投入30万元。在现有的24万个铁塔中，如果其中1/3实行共建共享，就可节省投资240亿元。

　　“让他忧虑的是，国家发放新的3G牌照后, 势必有更多的移动运营商加入，如此，一个小镇可能会出现四五个铁塔，这不仅浪费巨大，还要占用大量土地。

　　“比铁塔投入浪费更严重的是干线光缆。理论上讲，全国有一个省际干线光缆就够了。而现在，每个电信商都有自己的网。建一个干线亿元以上，而目前五六个网并行，总投资已经超过1000亿元。他们分别属于中国电信、移动、联通、网通、铁通。此外，广电部门和军队也在投资建设自己的网络。仅这一项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就将近1000亿元。

　　“杨贤足委员说，比起接入网方面的重复建设，铁塔和干线光缆还算不上最严重的。‘在全国建一个自己的接入网要花多少钱？’知情人士透露，大概要四五百亿元。也就是说，如今的5大运营商有4家需要自建接入网，总共2000亿元左右。而从使用的角度讲，有一个接入网就够了。

　　“此外，还有通信管道的重复建设。这一块，老百姓感觉最明显的就是街道挖了埋，埋了再挖。杨贤足说，和接入网一样，城市电信管道大多为当地一家电信企业拥有。面对竞争，这家企业要么不向竞争对手开放自己的管道，要么即使开放，租金也高得吓人，3年的租金就相当于新建一条管道的投入了。

　　“据了解，联通公司尽管拿到了全牌照（可以经营移动、固话等多种业务），但因为接入网、管道等原因，一直没能真正进入固话领域，而比联通更弱小的铁通，更是举步维艰。

　　“为此, 杨贤足委员建议, 首先要将电信网络资源开放写入电信法. 其次, 国家必须化优化市场竞争结构入手, 推动电信市场有效竞争格局的形成, 而不是现在这样的重复建设丶恶性竞争. 此外, 由于我国电信企业都是国有独资或国家资本绝对控股的, 因此, 政府应该加强调控和监管力度, 建立有效的运作机制。”

　　这种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的严重浪费国家资产的行为，在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可能发生吗？那时，实行全国一盘棋，组织社会主义大协作，如今这些优良传统都被抛弃了，代之以尔虞我诈，损人利己，即使是同属公有制国有企业体制，也是如此。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未能同GDP增长同步提高，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这些年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并不存在所有经济决策都在市场经济中决定的纯粹的市场经济，并強调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协调各企业间的利益关系，避免恶性竞争。恶性竞争，特别是国内的恶性竞争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初级发展阶段的产物。即使在旧中国，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也有行业协会代行其职，作为一个争取行业互利共赢机构出面协调各企业间的利益关系。在这方面，我们现在做的甚至比旧中国还不如。

　　台湾当政时，曾扬言其有能力袭击三峡大埧。我们假设，他的这一罪恶阴谋得逞。就这座大埧不能使用了而言，我们遭到损害的程度，也仅仅只有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理论指导下，政府官僚放任不管于这一项电信网络工程重复建设所受损失的几分之一。不过，国家虽然当了冤大头，官僚们的GDP政绩却一举扩大了几倍。对他们来说，还是很划算的。

　　人们现在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 以为层出不穷的重复建设既然有助于提高GDP增长数字, 可能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后,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因为各地官方几乎无一不是乐此不疲，例如，改革开放之初，彩电、电冰箱等生产线就不约而同一窩蜂地引进了一百多条，其中大部分开工生产没有几年便弃置报废了。同其它项目比较起来，这还算好的，引进的机器毕竟还隆隆地运转了一段时期。武汉市武昌工人文化宫内，大约20年前，新建了一座能容纳1万名观众的足球场，建成启用后只举办了一场赛事，此后就一直被冷落闲置在那里。它可能创造了同类场地举办赛事最少的世界纪录。最近听说要花几亿元重建该文化宫，建设工程量中，包括拆除这座万人足球场。毫无疑问，同当年一样，又有助于提高武汉市今年GDP政绩。近来又见报道，某市刚刚花了1500万元新建的一所小学校，又准备爆破拆除了。

　　各行各业为了促进GDP增长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择手段，不顾民怨。1980年代，武汉名胜古迹黄鹤楼，重建新楼后开放，游人参观1元钱，现在则是80元了。人们今日不禁发李太白之叹：眼前有景去不得，门卫验票在上头。武汉另一游览景点磨山风景区，最近门票由40元涨至60元，引起市民们反感非议，国家统计局这两年公布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基本上稳定未变，你怎么涨幅高达50%？该景区发言人解释：风景区毎三年可以调整一次票价，这是本行业惯例。我区的票价8年了才调1次，比起国内同类其他景区，收费还偏低呢。至于“申遗”成功的世界级景区，票价早已售数百元了。中国人均收入与游景收费之比，大大领先于世界，门票的涨速也比全球第一的GDP增长还要快得多。除了上述破坏性的重复建设，GDP的增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CPI涨速。

　　我在青少年时代，电影票价只有我日均工资的8分之1弱，每月都要去享受几次大屏幕视觉快感；如今涨到2分之1強，若非有钱的亲友请客，再也不敢迈进影院之门。原来是一种普及性的大众娱乐消费，现在早已贵宾化了。

　　为了GDP，铜臭甚至熏污了原本应当是圣洁的教育领域。当年为什么要搞教育产业化？因为其时GDP难以增长了，虽然正在唱“科教兴国”的高调，但教育经费却长期低于财政支出的4%，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于是歪脑筋动到了广大青少年学生身上。所谓“义务教育”，很长一段时期，曾经有过世界上别具一格的解释：家长有义务花钱缴学费让自己的该子上学受教育。还有中国特色的“择校费”，仅官方教育局正式批准收取，可能计入GDP统计中的，就数以亿计。至于大学收费，比“产业化”前增加了多少倍？恐怕也非常惊人吧！

　　几年前曾见报载，武汉市有一所以某位女英烈的名字命名的中学，有一学期，初中一年级新生就要分“快慢班”。以钱的有无为标准分班，缴3000元者分在“快班”，不缴此莫名之费者则分在“慢班”。有家长不满而抗议。该校领导却振振有词：此举经过区教育局批准，属于教育改革中的新生事物。那位今天被该校用来命名的女英烈，当年闹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让中国穷人的孩子能受到平等的教育，不料今天竟有的叛徒欺世盗名，反其道而行之。这一“新生事物”，在世界教育史上闻所未闻，只有在盛行GDP崇拜的中国才可能出现。

　　当然，高收费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是为了维护、更新和扩大学校硬件设施，以便更好、更多地培养人才，服务于经济建设。可能还会此地无银三百两加上一句：决非用来滥发补贴，中饱私囊。中央政府对此长期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不及时果断地解决？大概也是因为这些年来学校利用学生收费而大兴土木工程，为GDP增长助了一臂之力，功不可没吧。

　　追求GDP增长，必然金钱挂帅。在这股社会大环境风气影响下，也使以“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为宗旨的医疗卫生部门，很大程度上变质。某些医院将尽多地榨取病人钱财为其经营的第一要务，原来的宗旨早已抛到九宵云外去了。今天的中国医院与时代比较，甚至同任何外国相比，可以很显然地发现两大反常之处：一是医生热衷于要病人作各种检查，而很少考虑病情是否需要；二是据国际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今年初披露，中国孕妇的剖腹产率高达46·2%，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上限的3倍以上，高居全球榜首。与不必要的检査原因相同，经济利益使然也。例如以北京为例，分娩从临产到生产，平均要10个小时，医院仅收费约2000元，其中医生的人工费用仅约200元；而剖腹产45分钟即可完成，收费约5000元，其中医生人工约700元。显然，剖腹产更符合医院和医生的经济效益。但对产妇而言，剖腹产容易导致出血，一般平均500毫升，与分娩相比可谓成倍增加。由于剖腹产手术在子宫上遗留疤痕，女性再次妊娠时会增加胎盘前置等诸多风险。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一项调查则显示，2006年10月至2007年9月这一年间，湖南省有76例剖腹产孕妇死亡。其中15例即为疤痕子宫再次剖腹产。根据中外医学界的报告，剖腹产还有一系列其它风险。“剖腹产是一个不完美的妊娠结局。毎当看到女士腹部的疤痕，我就有一种做錯事的愧疚感。” 一位医生在“中国妇产科网”这样留言。

　　中国的医患矛盾自从医疗卫生机制改革以来，呈愈演愈烈之势。因而有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要求立法，以保障医院正常秩序。但法律能解决这一问题吗？

　　医生诊治，当然应当根据病人病情对症下药。但在中国，一种潜规则逐渐在某些医生的头脑中蔓延开来，即多用贵重药，少用廉价药，首先考虑的是医院和个人的经济利益，其次才是药效。在GDP魔棒的指挥与教化下，已经有不少原本令人尊敬的白衣使者，越来越淡忘救死扶伤为其天职了。

　　医院医生用药的倾向，随即反映在医药市场上。据《文汇报》2007年6月24日报道:“治疗静脉曲张一次手术至少上万元, 而使用鱼肝油酸纳注射液进行治疗费用不到20元, 但是这种价廉物美的鱼肝油酸纳注射液已经在市场上消失了2年多。 日前, 在政协委员、派、政府机关的共同关心下，金朱药业有限公司突破重重障碍，重新生产该药。但令人意外的是，销售却成了一道新的难题。由于该药利润低，购销差价相对较低，而且不少新医生已不了解该药的使用，因此药厂的营销人员并没能在城市中顺利地打开市场。又如一盒‘百忧解’288元，同样效用的‘丙咪嗪’毎盒价格在10元以内，但却基本断档。在一些药店，像小苏打、多酶片等常用廉价药也面临被高价新药取代的局面。”

　　所谓“新药”，其实许多是原来的廉价药改个包装，换个名字，重新注册而已，价格则大幅提高。因而，中国药品“研制”成果非常惊人，毎年层出不穷问世的“新药”品种数量，足以与世界上头号医药強国——美国媲美。在促进GDP增长方面，医药行业的贡献可谓大矣，大到成为一座大山，压在亿万老百姓身上。这种既不用量的增加，更勿须质的提高，稳稳当当，轻轻巧巧，便能使GDP毎过一段时期成倍增长。药企的这种市场行为，各地官僚们乐观其成，因为也有助于自己的“政绩”，于是，官商默契配合，这套把戏越玩越起劲。

　　见利忘义，疯狂的GDP追求动机还为人类社会的技术退步打开了后门。请再看《长江商报》2007年10月4日的一则报道：

　　“本报讯（记者 胡梦）骨折了，如果用中医正骨只需300到400元（两三年前只需50多元），如果选择西医开刀，则需要将近1万元。可是记者发现，在不少医院，用中医正骨治疗的几乎没有。”

　　因为中医正骨费力气，也创造不了经济效益，所以不少医生纷纷放弃。另外，中医骨科需要手把手地教授，手法非常讲究，目前并不是中医医生都能掌握，因而有行內知情人士说，具有悠久历史的祖国这一医术，正面临失传的危险。

　　更严重的是，这种为追求GDP增长而不惜牺牲技术进步的作法，还应用于经济发展方式上。例如，汽车工业为了尽快提高质量，扩大规模生产，不是从加强自身研发力量入手，而是热衷于同外商合资，引进现成技术，反将自己原有的汽车科研班子解散。如此之类倒行逆施的作法，致使中国的科技竞争力从1970年代排行13位，下降到改革开放后的31位。

　　尽管付出了上文所述种种代价，但若改革开放是为了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这一目的可谓达到了。中国现在已成为汽车生产与销售世界第一大国，便是有代表性的例证。由于中国有13亿人，人口基数庞大，即使是一小部分人，绝对数量也非常可观。但是，因为这一小部分人的购买力是建立在社会利益分配中人们的收入差距悬殊的基础上，甚至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取得的，所以，另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将视轿车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永远地消费不起。

　　但是，尽管GDP增长中产生了上述这么多严重的弊病，我们也承认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中国变得富裕了。但现在GDP增长的可持续性成了问题，即使你敢于不顾一切后果地带病而行，也难以为继。因为多年积累的矛盾已经到了承受能力的极限，处于爆发的前夕。如果继续沿着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轨道而行，人们都看清楚了，前面就是失败的陷阱，所以，必须迷途知返。

　　GDP增长挂帅的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不可持续，是因为它有三大特点，即杀鸡取卵、舍本逐末和饮鸩止渴。分述如下：

　　其一，杀鸡取卵的方式。请先看摘自《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第四期一则新闻报道，（作者 任晓刚）：

　　“然而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海省天峻丶刚察兩个县所属的木里丶江仓煤炭蕴藏区, 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数千辆采挖设备和运输车辆昼夜不停地运转着，千万吨优质煤炭源源不断地运送出去。

　　“也许谁也不会想到，如此壮观的生产景象的创造者们，竟然无一例外地都是违法者，而且这种违法行为已长达8年之久，祁连山腹地的湿地因此面临毀灭性破坏。…”

　　合法的采，非法的采，只要当前GDP增长, 竭泽而渔，哪那管子孙后代无矿可采。

　　窥一斑可见全豹。经过这30多年为了GDP增长而无限制地拚命消耗，许多矿产资源品种的可开采储量已大为减少。例如，中国特有的宝贵矿物——制造高科技产品不可或缺添加的稀土，在世界上占的比例急剧下降，可能若干年后反要从国外高价进口了。国人知道，中国煤炭资源非常丰富，但也经不起连年大量消耗，2009年，已经开始成了煤炭净进口国了。有学者文章披露说，如果照此开采强度发展下去，山西——中国这个煤藏巨大的省份，几十年后也将无煤可采了。其它品种的矿产资源，如石油，铁矿石等，形势可能更加严峻。

　　有人可能会说，现在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內资源消耗完了，还可以到世界各地去大量采购，即使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趁机猛涨，敲你一大笔，只要能买进来就行。也不用担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重施故技，对我们实行封锁禁运，因为今天的中国已不是时代了，而是蹈光养晦，委曲求全，甘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附庸一百年不动摇。我们不惜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尽量压低劳工工资，大量血汗生产的廉价商品供给外国人消费，换来的外汇美元又送回美国，买他的债劵，既降低了美国的通胀率，又帮助其克服金融危机，如此国际分工，谁要干扰破坏，美国人第一个不答应！我们何须杞人忧天？

　　但是，即使不必担心资源因过度消耗而枯竭，环境污染的严重却不得不令人忧虑。只要你生活在中国大陆，不论在城市与农村，都不能置身于祸外。有报道说，世界上10大污染严重城市，中国就占了7个。广州50岁以上的人肺脏都是黒的。笔者所住社区有1个门栋14戶人家，2009年1个月内，竟然死了3名癌症患者。人们分析死者患病原因，认为可能与饮食有关。

　　与GDP增长同步高速发展的环境污染形势，媒体报道得够多的了，执政当局采取的应对措施也已不少。有效果吗？污染形势恐怕还将恶化。笔者在本文中不全面评析环境污染问题，只就其中一个方面，即食品安全谈点看法。

　　市场经济应当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诚信是市场经济的“鸡”。但是许多地方为了快速地取“卵”，促进GDP增长, 不惜将诚信弃之如蔽履，往往忽视于食品问题的发生。“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钱，钱，钱，一切向钱看，处处闻铜臭；GDP，GDP, GDP, 成也GDP，一俊遮百丑。

　　马克思说：“资本……有百分之五十利润，它就会挺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 在流行着一切向钱看风气，盛行拜金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里，尤其如此。

　　于是，在利润驱使下，各行各业中的不法之徒肆意妄为：为了增重，加工“注水肉”、“注水鸡”、“注水鸭”；为使产品光鲜，以次充好，硫酸薰制银耳、竹笋、枸杞等干货；陈化粮掺白腊油、染色素、矿物油抛光，改善卖相；糖水加醤油加醋制成“保健品”；饲料中渗入痩肉精，提高猪的痩肉率，卖个好价钱；粉丝中加滑石粉增白；用霉变花生做花生酱，掺合黑芝麻磨成芝麻酱；鱼翅用双氧水漂；卤制熟肉制品使用的添加剂含有汞、坤、铅等有毒元素的焦糖色和一种涂墙、染布用的化工涂料酸性橙；石灰加麻黄泡槟榔让食用者上瘾；喷洒剧毒农药于果蔬、茶叶；最恶心的是竟有道德极端恶劣之徒甪猪粪水泡制“美味的臭干子”……

　　山西毒酒案、山东毒大米案、海城毒豆奶案、江西毒腐竹案、金华毒火腿案、阜阳假奶粉案、龙口伪劣粉丝案……“食品”严重、广泛和持久不断地袭击着中国人！

　　病从口入，因为许多食品中添加了一些有害的化学物质，使从儿童到老人的广大消费者的身体都遭到程度不同的损害，其中尤其以癌症发病率走高最为引人注目。有资料披露，北京死亡人员中癌症患者就占了四分之一。癌魔甚至逼近儿童，毎年到北京儿童医院血液中心看白血病的小患者越来越多，毎周一次的专家门诊都有七十余位患者，寒假期间毎周达到一百三十人。这里的医生说十年前还不是这样，那时也就接诊四十余位小患者。另有报道说，湖北多年来毎年新增、8万多名癌患者，还有报道说现在广州很多疾病发病率居高不下都和食品安全有很大关系。农药、添加剂、防腐剂和催生剂的过量使用危害匪浅，肠癌、妇女宫颈癌、卵巢癌的发病率呈现出了快速增长的趋势。从北到南癌魔肆虐，全国告急。由于长期食用含激素的食品，女孩的月经初期已由20年前的平均十四岁提前到现在的十岁左右。更使人惊恐的是，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医学专家说他在广州看到了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很多农民在整治鱼塘的时候在塘底铺上一层叫做“环丙沙星” 的药品，因为它除了可以防治鱼病，还是一种摧肥剂，能够加速鱼的成长，可是这种鱼塘养出来的鱼被人吃后会对人体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这些年来由于食品问题越来越严重，男性的浓度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以前一般是五千万到一亿，现在三千万就算正常了。如此下去，五十年后中国人将遭遇生殖危机！

　　此外，社会上造假、诈骗等不法经济行为也十分猖獗，就不例举多说了。某些主流派经济学家可能有鉴于此，放马后炮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言下之意，出现上述这些问题，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只要严格地动用法制手段便可以解决。老粗现在郑重其事地向某些上层人士介绍木匠常用的两种工具：锯子和刨子。木料需截去一尺，九寸九分先用锯子锯掉，剩下一分再用刨子刨平。任何一个卑贱的劳动者，哪怕他是文盲大老粗，也决不会混淆这两种工具的不同功能而用错。倒是某些高贵的满腹经纶的学者和采纳他们高见的决策者，可能智者千虑，也有一失吧，竟然弃锯而专刨，尽管已经刨得黑汗水流，劲疲力竭，也是白搭。仅就食品安全而言，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在经济社会的治理功能上，法制手段只能起“刨子”的作用。那么“锯子”又指什么呢？它有两种，一种是无形的，即良好的社会风尚。人们普遍讲究道德，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以损人利己的不法行径为耻。但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唯GDP论的影响下，道德己沦丧到了空前低劣的地步。黄毒赌假骗黒腐，七鬼闹中华。时代，“向雷学习” 蔚然成风。现在甚至很多人不敢学了。因为，如果你不识时务，胆敢学了，例如路上有位老太太跌倒了，你像彭宇先生那样去搀扶，就可能惹上官司。法院判决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乖乖地赔付医药费。法官判决并非没有道理，现在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的时代，如果那位老太太跌倒与你无关，你干吗要去扶助？分明悖于现在社会的常理嘛。

　　据有学者文章介绍，西方发达国家在其资本主义初期发展阶段，经济社会上也曾经常发生过食品安全问题等等不良事件，后来经过一百多年的治理，才逐渐好转。你准备也用法制手段“刨”上一百多年吗？恐怕老百姓没有耐心等待这么久。三鹿奶粉事件有人归咎于监管不力，这种认识太肤浅了。这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的名牌企业是当地利税大戶，GDP也举足轻重。如果严加监管，岂不是抹煞了“政绩”？若不是全国各地几十万婴儿患病急诊，也不会东窗事发。近来又见报道，有学者在一段较长时期，专门观察研究中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产业——“地沟油”产业的发展壮大史，如今已遍地开花，认为其产业规模在全国可能已经达到年产两三百万吨。在武汉市，许多市民都知道郊区菜农种两种菜，一种自食，一种上市。本市人民代表在市人代会上，年复一年地提出解决市民食用蔬菜安全问题，就是因为迄今没有像三鹿奶粉那样爆发大规模急性中毒亊件，所以一直相安无亊。当然，其间也曾运动式“严肃”整治过，但那能治本吗？三鹿亊件的处理可谓动用严刑峻法了，这家中国著名企业的董亊长被判无期徒刑，并对两名使用三聚氰胺的犯法者实施枪决。但亊隔一年多后，不是又有人“废物利用”了么？可见，马克思上述对于资本作恶的科学论断，乃是经得起时间检验颠扑不破的真理。

　　如果中国也像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样，坚持不懈地整治一百多年，包括食品安全在内的经济运行中的严重问题会因此而逐渐缓解吗？前景不容乐观。因为，某些居心叵测之徒还在从中作梗，混淆视听。人们可能还记得，1980年代发生过一起“晋江假药案”，因为当时人们少见多怪，全国震惊，不法之徒胆大妄为，竟敢大规模地谋财害命！听说一位中央首长——陈云闻讯大怒，责令严惩不贷！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因此案而被撤职。亊隔多年，进入21新世纪后，竟然还有人在一家刊物撰文，为此昏官评功摆好，甚至大唱赞歌。因为此公在改革开放中勇于开拓进取，敢为他人所不敢为。全文充满婉惜之情。是呀，在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敢将谋财害命的假药培育成促使当地GDP大幅度增长的支柱产业，这种人才哪里去找？应当多多益善才是啊！

　　有一个口号曾经非常流行，当时对每一个官员来说，比执行正式政策还要重要，必须身体力行：“允许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 似乎只要打着“改革”的旗号，什么伤天害理的亊都可以放手干。那位改革的作者正是持此观点，认为项书记的主流是好的，改革中在对待假药问题上失误，支流而己。其实，作者醉翁之意不在酒，为项南下台鸣冤叫屈不过是个幌子，真实意图是鼓励某些贪官、昏官更加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引起更大的民怨，为改旗易帜，推翻领导的“专制统治”创造条件。在他们的心目中，为了“改革”大业，造假药谋财害命也不足挂齿，至于破坏宪法，颠复工农联盟和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基础与经济基础，就更不当一回亊了。却还要挂羊头，卖狗肉，以“特色”忽悠国人。在一个道德沦丧，诚信尽失，是非颠倒的社会，不仅没有这把“锯子”，连“刨子”也失灵了。

　　有人可能会说，那都是过去的亊了，现在，中央政府空前高度重视人命关天的食品安全问题，为此，近来还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包括一位挂帅，三位副总理组成，如此强大阵容，还怕解决不了这一问题？我无意再泼冷水，不过，人们也别期望过高。如今正好有一块试金石摆在这个食品安全委员会的面前，试看他们如何处理。这就是转基因粮食问题。

　　这个问题甚至比晋江假药案还要严重，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续是否会受到不良影响。转基因粮食究竟是怎么回亊，引述一则新闻报道简介如下：

　　“《国际先驱导报》1月29日刊登记者专稿说，2009年11月27日，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获得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的是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及其同亊，这是中国首次为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书。

　　“安全证书是转基因作物上市之前最难的一个关口，这意味着该品种的生产性试验结束并获得农业主管部门认可，技术方面的障碍基本扫除，接下来就可以申请生产许可证了。

　　“作为全球最大的水稻生产和消费国，中国即将打开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闸门’，这引起了担忧。

　　“环境保护部生物多样性研究首席专家薛达元告诉记者，‘转基因的大豆、玉米、棉花有商业化种植的，但是转基因水稻，还没有哪个国家进行商业化种植。’薛达元担忧的主要风险是转基因水稻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介绍，转基因至少存在三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转基因对生命结构改变后的连锁反应不确定；二是转基因导致食物链‘潜在风险’不确定；三是转基因污染、增殖、扩散及其清除途径不确定。

　　“蒋高明认为，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保障，‘欧美科学家都不敢断定这项技术一定是安全的，中国科学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全拿下安全证书似不稳妥。’

　　“‘我个人认为，政府应该特别慎重批准转基因植物商业化。科学家不能完全预知对生物进行转基因改造有可能导致何种突变，而对环境和人造成危害。虽然实验非常成熟，但其对人类可能造成的影响，或许要在未来几代人后才显现。’ 水稻专家袁隆平说。”

　　其实，中国农业有关部门所谓的“实验非常成熟”，值得怀疑。世界上许多国家作过转基因食物实验，都宣称被实验的小白鼠发现负面异常变化，如免疫力降低，某些器官弱化等，唯独中国小白鼠健康如常。“时间就是金钱！” 中国的某些官僚是否要像当年的改革急先锋昏官项南一样，急于培育一个能为GDP增长作出惊天动地贡献的支柱产业？

　　在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的安全证书没有批准之时，这两种亿万民众食用的主粮就早已隐密地违法大量生产了，并在消费者浑然不知的情况下欺瞒销售。置法律于不顾，先斩后奏。据说，广西省早在2001年起，就推广种植了一部分桂人作为主粮的上千万亩玉米。时至今日，后果已开始显现。近来在其省内高校中測量男生，发现竟有56%的人浓度异常，毎毫升含量比正常水平降低一半左右。如果中国人长期食用转基因粮食，中华民族将来会发生能否存续下去的问题吗？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包括其国内许多民众遭受饥饿折磨的国家，都不敢准备以转基因食物作为主粮，中国是唯一的例外。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豢养出来的几个买办学者，他们可能利令智昏，但政府有关部门为什么放任不管，任其为所欲为？要知道，这种“商业行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触犯刑律的严重罪行。食品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们，你们上任伊始，能否在亿万老百姓面前建立自己的诚信，在处理转基因粮食违法种植与销售问题上与国际惯例接轨吗？这个问题就是一块现成的试金石，人们拭目以待。

　　整治包括食品安全问题在内的经济秩序，第二把“锯子”是有形的，即公有制经济制度。这个道理应当不难明白。中老年人都知道，30年前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占绝大多数的时候，根本就无可能致人命的假冒伪劣商品，因为当时没有受利益驱动而敢于以身试法的资本家。在今天的中国，无形的良好社会风气与有形的公有制经济制度这两把“锯子”，都不见了。一百把“刨子”也抵不上一把“锯子”的功用。现在撇开有形的“锯子”，专谈无形的“锯子”问题。社会风气的好与坏，都由当时社会的多种因素合成产生。其中，领导者的影响因素往往是决定性的。从中国历史上看，汉初刘邦在当时百姓的眼中可能是讲诚信的，具有令行禁止的权威。所以，当他与咸阳父老约法三章，仅十个字：“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便使天下大治。后来到了汉末，礼崩乐坏，更因统治者软弱无能，尽管“法网严密”，也止不住天下大乱。现在的“公检法”队伍规模比时代扩大了多少倍？恐怕十倍都不止，但社会稳定形势比得上那时吗？前后社会风气有天壤之别，显然今不如昔。“稳定压倒一切”，此口号本身并没有错。但你是主要依靠“刨子”，还是“锯子”维持稳定？这就涉及到有效性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据《环球网》问卷调查，八成被调査网民认为，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一拜金大国”。这顶帽子可不光采。我相信者可能在为自已治下的国度荣膺此帽而尴尬，在想办法如何摘掉。如果去问那班御用学者有何良策，他们一定会说只能靠加強教育，并从娃娃抓起。倘若真依此策实施，我认为这比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欲借法制手段这把“刨子”整治好经济秩序更可笑，不但低效甚至无效，还将像吴敬琏声称经济模式的转变要依靠私有化企业体制改革“到位”一样，适得其反。中国今天包括成为“第一拜金大国” 在内的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现行的应试教育罪不可赦，对于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者来说，则是“功不可没”，再去“加強”，后果更糟。这种性质的教育像唯GDP论一样，引导学子们从小就以考试成绩为中心打转，为将来走上社会找个好工作打下基础，一心追求个人私利，根本不顾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应负的责任。应试教育，实际上是中国资产阶级为搞垮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是与破坏的执政基础——政治基础工农联盟与经济基础以公有制为主体——相配套的。他们的阴谋正在得逞。今天社会上人们普遍对国家大亊，甚至对食用转基因主粮这样可能影响中华民族存续的惊天亊变都持冷漠与麻木态度，便是长期实施应试教育“成果”的一种现实反映。

　　应试教育欲转变为素质教育，如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样，喊了多少年，至今连变化的苗头都看不见。我认为其原因有两个：一，从坏的方面看，有人作梗，不愿转变，因为如前所述，应试教育符合他们和平演变需要；二，可能主要是认识问题，即不明白产生应试教育的社会根源，及转变为素质教育的必备条件。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都源自社会需求。

　　中国的儒家学说精华与糟粕并存，本文不作评论。传播这种学说就是典型的应试教育。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教之所以能绵延千年而不衰，是因为社会需求——八股取仕的统治机制固定未变。即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 直到近现代，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从中国的衰落中，觉悟到这种性质教育的危害性，因而提出“打倒孔家店” 的口号。这一口号只有在推翻帝制，走向共和，即八股取仕机制废除的背景下，才可能在一部分社会公众中得到响应。其中，当时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这位教育家在北京大学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实则就是中国素质教育的开端。这种教育容纳不同意见，特别鼓励创新，同现代西方教育理念相一致。却不料当代竟有人提出什么“不争论”口号，压制民主，禁止异议，这是对历史的反动。

　　深知应试教育之弊，乃是一种阻碍社会进步与国家強盛的教育模式，更担忧素质教育偏向为资产阶级服务，因而不断探索教育革命新路。例如強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同工农群众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倡导理论联系实际，深入社会基层作调查研究等等。这些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素质教育举措，如今都被需要死记硬背才能取得考试高分成绩的硬杠杠摒除在教育门外。既是探索，难免出错，例如选拔入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中出现“白卷英雄”等等。这些举措在守旧的保守派人士看来，都是“折腾”。但是，不“折腾”就没有问题了吗？可能问题更严重。

　　“钱学森之问”：“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回答可能各种各样，但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与应试教育有关。从小学起，课本上的任何问题都有统一的答案，绝不提倡独立思考，更少有思想自由发挥的空间。本文开头提问：“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公中有这一道题，你敢不顾官方宣传的口径，根据社会现实情况回答吗？就像古代八股取仕，秀才们都要依据“子曰”中的教义作文一样。中国知识界多的是顺从的奴才，少的是杰出的人才，就不足为奇了。文科如此，不涉及意识形态思想领域的理工科会好些吗？一样糟糕。

　　因为，今天的应试教育还不如旧中国的教育质量，尤其是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例如上世纪50年代，大批海外学者回国効力。当时国内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工作条件更是困难重重，因为许多项目需要白手起家，从零开始。特别是生活艰苦，同侨居国比较，真有天壤之别。但他们不但义无反顾地舍弃原来的优裕生活条件，还冒着遭受迫害的风险，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归来。回顾这段往事，我们怎能不对这一大批老一辈爱国学者肃然起敬！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赴洋留学前在国内所受的教育，爱国因子已经潜移黙化地融入到他们血液中了。反观今天，尽管不断出台优惠政策，加大物质刺激力度，企图引诱出国留学者回来工作，大多数人仍然无动于衷，拿绿卡滞留不归，甚至改籍定居。以中国三所顶尖级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为例，其理工科学子的智商与勤奋，如果中国可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话，他们之中的概率应当是最高的。可是，据说这些大学中理工科的高材生们，毕业以后几乎趋之若鹜地往美国跑。在中国青年学生们中曾经延续千年而不衰的爱国主义传统思想观念，30多年来在一个以GDP挂帅一切向钱看的社会上，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在资产阶级“普世价值”教育中，已经越来越淡薄了。

　　国门开放，青年学生出国留学的目的是什么？首要的应当是学成归国报効祖国吧。可是亊实远非如此，令人感慨。今不如昔啊！据《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7期刊登薛涌的文章说：

　　“最近，中国留美学生将超过十万的消息成为新闻热点。但是，国内的读者忽视了来自美国的另一则新闻：绝大多数高端的中国留学生，依然是一去不归。

　　“《》引述权威数据揭示：2002年在美国拿到科学或工程博士的外国留学生，到2007年仍然留在美国的比例为62%。其中，各国留学生留下来的比例不一。中国的博士有两千多留下，占中国留学美博士的92%，比例高居各国第一；……

　　“中国近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遥遥领先，每年创造了大量的机会。但即使如此，一流的中国留学生还是不回来。而未来产业升级、建设创新型社会，中国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些人。可见，脑力外流，仍然是中国经济的软肋。”

　　“‘我在一个城市的两所中学、两所小学的学生中进行了理想职业问卷调查。在9个可选择的职业，科学家竟排在第七，紧随其后的是农民、工人。’ 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纪检组原组长王庭大说。”

　　这就是中国今天的教育！在世界上，至少在大国中，特别是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国家，都将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教育的第一要务，在青少年中，大多数学生也会将成为科学家，当作其人生追求的最理想目标之一，唯独今天的中国例外。我认为，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需求情况发生了转折性的畸形变化，即唯GDP论和一切向钱看。其中道理和解決方法，我已在拙作《国有企业振兴方略》一书中详细阐述。这本约40万字的书稿是我根据自己在企业基层实践中的长期观察、体会和研究，花了10多年心血写成。没有料到写成后的今天，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巨变，已经基本实现企业私有化了，此书因缺乏市场需求而未能出版。但曾在《乌有之乡》网站上连载，点击率很低，可见没有多少人感兴趣。出版商也幸而避免了一次赔本买卖，应当额手称庆。“鸡”的状态不佳，怎能顺利下“蛋”？科技人才的现状和前景都不容乐观，自主创新能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必然受到负面影响。

　　中国现行的经济发展方式缺乏可持续性，还在于这种发展方式的第二大特点：舍本逐末。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干了两件匪夷所思的蠢亊。一件是“运十”大飞机下马，无疾而终。“运十”造好试飞了100多次，已经成功了，为什么竟要下马？官方至今没有一个说法。“造机不如买机”？如果中国没有科技能力制造，这个说法还有一点道理，但已证明有这个能力，就无法使人相信了。“当时国家财政困难，无力再拨几千万人民币” ？这个理由更加荒谬，因为不久后花了几百亿美元买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客飞机。我们现在分析，“运十”夭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批判文革的需要。当时，批判文革的一个主要罪名是所谓“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如果让“运十”按原计划成批投产，这一诬蔑就难以自圆其说，不攻自破了，因为谁都知道，大飞机项目是一个国家高科技产业综合工程，一个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有能力生产大飞机吗？其二是经济建设大政方针上的非毛化，莫名其妙地美其名曰：“拨乱反正”。凡是提倡的，坚决反对；凡是批判的，一律。倡导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们就搞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让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生产高端产品澳门威尼斯人官网，我们买来就用，中国人多劳动力便宜，发挥比较优势，生产低端产品出口到美欧市场上卖。虽然是不等价交换，但有助于GDP增长。

　　第二件蠢亊是自废武功。典型的一个例子，据网上有文章披露，中国核潜艇自1979年起即停止研制，直至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舘被炸之后才重新恢复。自我陶醉于什么“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流” 之迷魂曲中，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民”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许多高科技骨干军工企业，转而去生产技术含量低下的民用产品。美国之所以能成为超级大国，最主要的因素是其科技力量雄厚，支撑其強势地位。他的科技实力从何而来？军亊工业先行，然后带动民用产业。从世界历史上看，英法日等国亦是如此。前苏联的超级大国之路，也是这样走过来的。若不是早已建立起了強大的军亊力量，当他的经济后来搖搖欲坠时，西方列強必然从外部动手摧毁之。军亊工业至今还是俄罗斯高效益的支柱产业。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的目标，就很没出息，从客观上看显然是定位于希望成为二流的肥大国家，长肉而不长骨头，具体表现就是缺乏科技含量的GDP增长。如此定位，必然会反映到社会上人们的观念变化和择业倾向上，如上文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在学子中问卷调查，少有人将来愿当科学家。更重要的是影响着决策者的利益分配政策。

　　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有赖于保持企业职工的低工资。中国的产业政策既然选择的是低端产品的数量扩张，在大力引进外资和私有化改革的情况下，也没有可能提供高工资于劳动者。这一政策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正面作用是充分享受到了人口红利。由于中国低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市场经济条件下供过于求的商品自然是廉价的，作为活的商品亷价劳动力生产出来的“中国制造”，更是物美价廉，畅销全世界，中国GDP随之连续30年大幅度增长，国家也变得有钱了；但是负面作用也不小，因为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特别是其中的企业职工收入微薄，导致消费内需不振，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于外贸出口，更重要的是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日趋退化。

　　正面作用因全球经济危机而陡然终止，主要依靠外贸出口拉动GDP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了。负面作用则更加凸现出来。劳动力便宜对出口商品而言的优势，转化为不利于科技自主创新的劣势。

　　上文引述两篇报道，即一，中国留美拿到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留学生90%以上学成后不归国；二是中小学生很多人不愿当科学家，工人则被排在了最末位，更视此职业为畏途。产生上述社会现象并不奇怪，教育出问题当然难辞其咎。但教育有两方面，除了学校教育，还有社会教育。这两方面教育问题严重到什么地步，请看《中国青年报》3月24日刊登了一位父亲的文章，文中透露了他的孩子——一个有代表性的青年学生的现状：

　　“孩子去年考取了所报学校的最后一届公费研究生。寒假归来，问了一些家常话后，转到读研的感受。孩子没有表现出我们想象中研究生的自豪感，刚考上的兴奋新奇也荡然无存，什么都很平淡，平淡得若无其事：现在研究生那么多，你以为读了研究生就咋样？再问一些，孩子直言最大的理想是将来找个好工作，多挣钱。

　　“我忽然对今天孩子们迷茫的人生目标深感不安。人的一生仅仅萎缩到个人生活，这是一种学问道德的退化还是社会某种东西的丧失？还是孩子本身精神发育的不良？信念的失血无力？人一生仅仅围绕了个人不免狹隘，这不该是一个研究生的人生目标。

　　“我不知道孩子在学校是怎样的，回到家，孩子的生活是黒白颠倒的：晚上上网聊天，白天直睡到中午睡眼惺忪地起床。特别是一上网，整个人就跟吸食了似的很兴奋，带回的书也没见看。研究生不就是做研究吗？做学问要理论积淀啊，不读书怎么行呢？研究要理论与实践结合啊，也不见参与社会活动，我们建议做些实践，孩子断然否决。

　　“交流时，当问到孩子为什么对国家对社会那么冷淡，孩子的话倒叫我无言以对：你看过《蜗居》吗？那里面的人一辈子最大的理想是什么？就是挣一套可以安放自己的房子啊，仅仅是一套房子聚敛了一生的奋斗努力，还有什么心思去想什么社会国家。

　　“我们这一辈多看重责任二字，在责任中，首要的是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或许这样的教育在今天看来太假大空，与追求个人成功，強调个人发展的现实的价值观反差太大，那么体现个人对社会对国家对家人的起码关怀总还是应该的吧？当一个国家群体性丧失了理想，这个国家发展会是怎样呢？”

　　留学生滞留不归和中小学生不愿当科学家，更不愿当工人，中国高等学府培育不出杰出人才，这些问题也可能在这位父親的文章中找到答案。

　　当前的所谓“民工荒”，其实很容易解决，只要提高一点薪酬，改善一下务工者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但“技工荒”就解决不了了，调整产业结构也不可能全面落实。主流派经济学家们都只知道中国经济发展受制于资源消耗不可持续，环境污染不可持续，出口增长不可持续，巨量投资不可持续，却无一人知道还有一个技术供给不可持续。特别是在中国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领域，至今未见有人论及。这最后一个不可持续的因素，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与作用是决定性的，其重要性也超过解决前4个不可持续问题，甚至它们的总和。

　　笔者在上一篇登载于《乌有之乡》的《中国社会的烦要来了》的文章中，简略地论述了“铁饭碗”在中国国有企业中的作用，现再加以补充。“铁饭碗”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哪一种作用大些，是主要的，哪一种作用小些，是次要的，随时代观念和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在电视剧“奠基者”中，处于革命激情澎湃的时代和上下级干群关系融洽，同甘共苦的环境，这时，作为企业主人翁地位主要象征之一的“铁饭碗”，其正面作用就大得很，无疑是主要的；反之，进入“改革”时代，“私”字观念被放大了万千倍，其作用则几乎完全是负面的。变成只有负面作用的“鉄饭碗”，当然必须改革。但改革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社会主义方法，另一种是资本主义方法。所谓社会主义方法，就是“铁饭碗”不能改没了，仍要保存，否则，何以体现职工群众的企业主人翁地位？走资派对国有企业性质的改变，正是从砸“铁饭碗”开始。社会主义方法也有两种，一是加強政治思想教育，但这一方法在改革新时代显然无效；二是正确地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并须在此基础上引进民主机制与竞争机制。详细方法已在我的另一本书稿《国有企业振兴方略》中解析。另一种解决“铁饭碗”负面作用的方法则是资本主义式的，简单到只有一个字：“砸”！这只“碗”被砸以后，职工群众就从企业主人翁变成了雇佣劳动者，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思想教育完全失灵了。不过，我们也得承认，砸后效果却能立竿见影，懒汉们突然变得勤快了，有助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但是，鼓吹砸“铁饭碗”的主流派经济学家们都是瞎子，他们看不见与此同时，也砸断了吴敬琏们称之为“旧体制”中的技术传承机制。这种技术传承机制，只存在于“僵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中，资本主义性质企业，不论其多么“有活力”，都不可能存在。其中道理，也在那本书稿中有所阐述。

　　以我工作过的前国有企业武汉印染厂为例。本厂自1958年开工，到1980年代中期为止，近30年间，大多数年份每年上缴的利税，足以再建一个同等规模的新厂。效益如此之高，一个主要原因是得益于良好的技术传承机制。以我为例。我在1950年代中期当学徒时，由于师傅的倾心竭力传授，不到半年，就学会了据师傅们说在旧社会好几年都未必学得会的全套技术。我后来也当了师傅，也因无失“碗”之虞，也将本行这套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于10多个徒弟。后来，改革开放了，因腐败因素作祟，我厂急剧衰落，有一技之长者纷纷争取提前退休，或停薪留职，或干脆辞职，跳槽到南方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私有制小印染厂工作。当年，各行各业的情况皆是如此。如果没有原国企这数以百万计的技工加入，过去30年不要说私有企业能够蓬勃兴起，恐怕大多数连机器都没有人会开。但这些老技工中的绝大多数人思想观念复旧了：“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很自然地将保守自己赖以生存的技术，不会传授于人。因而，中国在社会主义时代培育形成的、在世界上独创特有的技术传承机制被破坏掉了，不复存在。改革开放前30年留下的技术老本，供改革开放后吃了30年，现在也该吃得差不多了吧？就象上世纪中叶集体合作化时代兴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分田单干以后，80—90年代还可以继续使用，但现在年久失修，再难发挥作用了，道理是一样的。

　　有人可能认为，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工缺乏，那就多办一些中职和高职院校，不是也可以解决技术供给不可持续这一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瓶颈问题吗？当然可以。但这种世界通行的培养机制与以前相比，效果高低，泾渭分明：即在“铁饭碗”时代，技工培养速度是几何级的：（1，2，4，8…），而现在是算术级的：（1，2，3，4…），而且协作效果远不如前者。急惊风遇着慢郎中。当前“调结构”、“促转变”之声，越喊越急，你却老牛拉破车，慢吞吞地，什么时候才能到达目的地？

　　30多年来，“比较优势”发挥得越来越充分，自甘堕落，不思上进。“以市场换技术”，人家现成的技术拿来就用，多么简便，勿须自己费力研发。今天中国大学毕业的知识青年为什么就业难？主要是因为不论国企还是私企，大多数都甘于处在产业价值链的最低端，以加工制造，卖苦力为生。中国产业界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而无法摆脱：越不愿或无力加強研发力量，产品越难升级换代，低端产品只能产生低效益，越无财力投入研发。

　　缺乏高科技产业支撑，以压制劳工权利，牺牲资源环境和透支未来消费为特征内容与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现在不可持续了，因为“三驾马车”都出了问题：出口因全球经济危机而受阻，消费因热衷于发挥“比较优势”，大多数老百姓收入微薄而不振，投资因天量过度只可偶一为之而难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空喊了一二十年，如果依然解决不了“调结构”问题，再喊一二百年也没有用。

　　怎样才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说这是当前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亊和首要问题，不夸张吧？但主流派经济学家们几乎都讳莫如深而失声了，不甘寂寞者也大多顾左右而言他，避而不提。迄今为止，不知是否因为我的孤陋寡闻，未见有人具体地分析怎样转变及其解决方法。人们应当理解他们的难处。改革开放以来，他们曾经那么活跃，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改革献计献策，鸣锣开道，其“理论”叠床架屋，汗牛充栋。其实，他们那一套货色莫不批贩自于西方发达国家理论库中，不过稍加改装，拿到国内零售而己，并没有一件自己原创的东西。但因那时国际分工中西方跨国公司赚大钱，我们为其加工，以量取胜，GDP连年大幅度增长，也有小钱可赚，从而实现了双赢。却不料这种“双赢”格局被全球经济危机所打乱。曾在世界上风行一时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失灵了，反遭批判。而其新的理论，也因莫衷一是，还不知哪一种是新的“正宗验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新旧青黄不接之际，便难为了中国的书呆子们，他们现在既贩不来人家新的货色，自己门面上当然就是空的，根据什么去指导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实践？

　　经济发展方式怎样才能转变？中国经济学家真实的学术水平究竟如何，只要出这道题让他们回答，便能測知。迄今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能回答这道当前亟须解决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大多数人交了白卷。经济学是一门学以致用的学问。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主席对省部级官员们讲话，強调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人统计，他在这次会议上一连用了50次“加快”，急迫之情，溢于言表。可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却一个个装聋作哑，不予回应。各地方各部门诸侯们懂个屁呀，他们采取重大经济行动之前，还不是要理论先行，求教于专业智囊们拿出应急的计策，以便度过难关。这班官方宠信的经济智囊之前在搞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中，无一不是争先恐后地出谋献策，争取邀功请赏。这次怎么大多变成哑巴了？因为他们心知肚明，现今的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不可持续，正是他们以前鼓吹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的结果。他们有勇气自我否定吗？假如有的话，那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前功尽弃了。

　　中国经济学界某些权威人物陷于了尴尬境地。长期以来，在“不争论”的压制下，他们垄断了改革的话语权，大放厥词而不用担心受到批驳，到处演讲，频发高见，放个屁都值钱。现在官方媒体一如既往地采访，或被邀请为座上贵宾，总不能突然不识抬举，避而不谈吧？没有话也要找些话说，哪怕说的都是些废话，或一点也经不起检验，与实践相悖的反话。我注意搜集了一下，对于中国经济为什么转变不了发展方式这个老大难问题，他们一共也只发表了两种主要的看法和建议。

　　一是以吴敬琏为代表，将“经济模式难转变”，归咎于“体制改革不到位”。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还不够彻底使然。在他的发难下，一时间，全国的学者声讨“国进民退” 的喧嚷甚嚣尘上。所谓的“国进民退”，乃因強行私有化遭到国有企业工人的激烈反抗，如“通钢”亊件，一些省私营小煤矿因矿难频发被国有大矿兼并，不过是官方在不得己情况下而为之的权宜之计而已，他们就以为要“走回头路”了，如丧考妣。

　　学霸作风严重的老吴们蛮不讲理，未见他们摆出亊实，便下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这个真理标准还算不算数，要不要了？他们笼统地说，比起国有企业体制的“僵化”，私有企业有活力，似乎只有依靠私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不难了。果真如此吗？不错，私有制企业在某个方面确实有活力，但它表现在哪里？不就是能充分地迎合官方GDP的政绩需要, 表现在产能能够迅速扩大, 产品数量增长上吗？请问,私企这些年来有多少高科技产品问世？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掌握核心技术, 能赚大钱, 同发达国家竞争的高科技产品, 可谓寥若晨星, 凤毛麟角。最使他们不满而颇有微词的是，自从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天量投资较少投向中小私有企业。但这能怪银行吗？银行当然必须防范风险，考虑回报，他的资金敢贷给那些以“散、弱、小” 为特征，生产的都是雷同的廉价大路货，低润低微，产能已经严重过剩的私企吗？责怪国家更是毫无道理，君不见危机期间，股市已经适时批准推出创业板了吗？拔苗助长，死马当作活马医，指望创业板上市公司将来发展成像微软、苹果、英特尔那样的高科技巨人，创造天方夜谭式的奇迹。只要有亿分之一的希望，就要作百分之百的努力。国家银行不愿冒这个风险，那就让股民们去慷慨解囊，当冤大头。

　　另外一种主张，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姑且称之为当前的主流主张吧。其内容是说，不要再一味追求经济的数量增长了，应当降速，转变到质量的提高上。这一主张的潜台词是认为，经济的增长与提高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套用孟子的语式，即：增长，吾所欲也，提高，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增长而取提高也。但我认为，这是一句虽然正确，却不能实行的废话，增长与提高必须兼得，理由且待下文详述。中央决策层诸公也聪明了一回，虽然口头上似乎也认同了这一主张，但实际上没有，也不敢按照这一“正确”的主张行亊。

　　人们可曾见过持此一主张的主流派政治经济学者，包括几个月前新成立的中国中央级“超級智库” 那些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智囊们在内，评述其主张的具体内容吗？他们都是哑子吃黄莲，自食恶果，羞于启齿也。

　　降低GDP增速，应当向哪个行业开刀？首当其冲无疑是房地产业。今年“两会”上，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义愤填膺，痛斥损害民生的泡沫越来越膨胀的高房价，房地产业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可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会为了顺从民意而牺牲正在蓬勃发展的房地产业增长势头吗？绝无可能。让我们先看一则《长江商报》2010年2月23日（据中新社）的新闻报道：

　　“知名地产评论员牛刀21日在博客中叫板地产大佬任志強，称今年房价若没有5%涨幅请其闭嘴，若超过则自认输，从此不谈房价。

　　“在今年年初的一个论坛上，华远集团总裁任志远认为，房地产业正在各地城市化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有着宏观经济“作保”的房价不会降。

　　“他并在其博文中分析到目前最重要的是要看银行对买房人的政策，银行对开发商的信贷不会有所限制，他担心的是对消费者的信贷有所限制，如果说消费者买房都不给贷款了，那就完了。但现在，政府不太可能不给个人住房消费贷款。任志強预測：今年房价上涨挡不住。

　　“对于任志強的上述观点，地产评论员牛刀叫板任志強，21日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悲哀！开发商对2010房价全体误判》一文，予以反驳。

　　“博文中称：任志強曾预言，2010年全国房价要上涨5%。我的理解是，任志強认为，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2010年要比2009年上涨5%。任志強的依据是，‘房价下降比开发商还着急’。2010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走势究竟如何？在目前这种经济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状态下，我认为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不可能增长5%。我们可以不假设前提，央行行长表态，2010年M2涨幅为17%可以做一个参考，我不相信央行还会像2009年那样把M2做到了29·7%,如果这样, 只能说明中国经济完了, 房价大涨我认输也值。

　　牛刀并表示，‘如果中央政府听你们的一定把高房价维护好，那我同样认输，从此不谈房价。但宏观经济不可能不按照规律来走，房价不可能一直往上涨。任志強是条汉子，就要为你所讲的线%的涨幅，请你从此闭嘴’。”

　　我认为，两人都有道理，但各失之于片面。任志強的言论从长期看，可能更有根据，关键理由有三点：一是“房价下降比开发商还着急”；二是高房价有着宏观经济“作保”；三，比起立即渴死，饮鸩止渴不失为较佳选择，还能苟延残喘，多活一些时日。力挺高价楼市，便是起的这种作用。牛刀则只注意到房价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支配，而忽视了更要受到政治规律的支配。在中国，注意经济规律而忽视政治规律，结论十之八九会失灵。例如，上文提到当年“运十”大飞机下马夭折，从经济角度看，匪夷所思，永远理解不了，因为那是政治因素影响下作出的决定。

　　是一位高瞻远瞩的伟大政治家，他的治国之道是先打基础，強健筋骨，政客则相反，先甜后苦，功夫下在表面光上。对于“特别是”后时代的中国统治者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在以前，最关心的是GDP政绩，以此证明改革开放是多么伟大和正确，现在则是社会是否稳定了。历史跟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30多年来一系列经济政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追求短期效应，而罔顾长期后果。今天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了，正是以前一系列短效经济政策后续必然发生的报应。

　　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产生了两个主要后果：一是在政治社会上，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消费增长乏力，腐败日趋严重；二是在经济产业上，“比较优势”在私有企业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发挥，与之相适应，中囯经济社会上的产业结构越来越难以提高，整体效益越来越趋向低下。前一个后果之所以没有导致社会动乱，是因为GDP在顺利地大幅度增长，吸纳了大量劳动力，民众能比较容易地挣口饭吃，忍受还在限度之内。但是，突如其来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出口受阻，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失去了饭碗，社会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于是紧急投入巨资，加大投资内需力度，成功地化解了外部危机带来的冲击，外因暂未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自鸣得意之余，如果冷静一想，恐怕又会不寒而栗，因为隐患并未消除，不过缓解于一时，爆发延后了而己。

　　传统产业的产能已经普遍地严重过剩了，一个有理智和思维分析能力的执政官员瞻望未来，即使不提心吊胆，也该忧心重重吧，因为，那些产能严重过剩的产业中的企业随时可能大规模裁员。在私有制企业制度下，这些企业裁员又是无法避免的。当前的“民工荒”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现象，不可能持久，所以为了未雨绸缪，必须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企业现在大多数已经改为私有，有几家设立了高新科技产品研发机构？刼后余生残存的少数国有企业，在管理层中推行所谓经营承包制之类改革，使经营者急功近利而忽视长远发展，纷纷缩小、甚至撤消原有的研发队伍，在降低成本方面，近期可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突然火烧眉毛似地传来“加快”调结构促转变的号令，仓促间病急乱投医。仅举几例：

　　据一位能源专业人士的文章披露，国家电网公司准备加快推进中国智能电网建设，总的布局是在2020年前投资1万亿元人民币，今年就要投资2000亿元。“智能电网”是个什么玩意儿？迄今为止，在世界上一无先例，二无标准，三无成熟的技术，还处于想像阶段。但这一高科技新槪念通过美国总统奥巴马之口传出后，中国人听见风，便是雨，要抢先在美国人之前拿出巨量的真金白银，下注于一场天知道有几分胜算把握的豪赌。虽说这新闻听起来荒唐透顶，像是天方夜谭，但却符合“加快”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原则精神。

　　另一件大手笔，是计划开工新建上海到杭州的磁悬浮列铁路。沪杭间原有一条铁路，今年年底改造后即可通高铁，从此上海到杭州需时 48分钟；现在开建磁悬浮，两地间需时38分钟。也就是说，磁悬浮比高铁只节约了10分钟。但是，建造这段磁悬浮却需花费数百亿元。为省10分钟，要花数百亿？这一消息在网上披露后，网友们群起反对。这又是一起为GDP增长而乱花钱的典型亊例。

　　各地方也不甘落后，为促进当地GDP增长而绞尽了脑汁，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今有的地方破除传统道德观念，唯利是图，靠墓吃墓。从而掀起了一股空前绝后的挖坟掘墓热。自从河南安阳高穴村发现曹操墓以后，旅游业一下子成了这个穷乡僻壤的支柱产业，财源滚滾而来。受此刺激，安徽亳州和河北邯郸皆声称不排除发掘当地疑似曹操墓的可能性，四川彭城村民则联名提议发掘该县莲花垻的疑似刘备墓。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1月，媒体披露的各类打着考古旗号的有潜在经济价值的古墓发现就多达百余项，遍及10多个省份。

　　但是，上述那些产业，还有其他众多产业，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可能成为对中国国民经济具有决定性影响和举足轻重作用的支柱产业。唯一有可能具有此影响和作用的是房地产业。如果房地产业能像这些年来继续兴旺发达下去，GDP的很大一部分增长得到有效保障，那么就不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了，更勿须“加快”。

　　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业这一当前国民经济主要支柱产业的发展难以持续了，而且随时有的危险，因为谁都知道这一产业泡沫大大的有。但中央政府不敢让其，因与房地产相关的还有建筑、钢铁、水泥、铝材、装饰等等产业，牵一发而动全身，房地产业将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大批企业倒闭，使失业率飙升，引发社会动乱，后果不堪设想。地方政府更是面对前景惶恐不安，竭力反对和阻挠按市场经济供求关系规律调整过度开发的房地产业，而力挺高房价，否则，地方财政便将破产。原因何在？请看两则新闻报道：

　　“据《中国证劵报》3月17日报道，中金公司研究报告预计，2009年末，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不含票据）约为7·2万亿元。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地方融资平台搭乘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刺激政策的便车，其中2009年上半年为举债高峰期。而地方政府的国有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融资平台日后还债的主要来源。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实验研究室主任刘煜辉表示，与按部就班地先卖地、后建设相比，习惯于‘寅吃卯粮’的地方政府，在银行配合下，天然地倾向于选择贷款——建设——卖地——还贷的资金运作方式。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说，大规模的城市基础建设和其他项目的支持必然导致地方政府扩张债务的冲动。许多城市发展规划一再扩张，城建规模快速膨胀，城建投资也高速增长。为了偿还融资平台借款的本息和继续获得银行贷款，地方政府必须保持较高的土地价格和对土地的旺盛需求，否则，许多地方融资平台就将破产，地方金融也将因为巨额的呆坏账陷于困境。”

　　“据《第一财经日报》3月16日报道，最新一期《瞭望》新闻周刊刊登文章认为，今年的主要难处和第一风险CPI，潜在的最大风险是地方政府债务。

　　“文章分析说，去年地方财政中，土地收入1·6万亿元，地方融资总量7·2万亿元。按照6%利率计算，地方政府今年需要支付5280亿元利息，也意味着从土地获得的近1/3资金都付了利息。而今年地方政府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土地收入大幅减少。现在中央三令五申严格管理不许乱收费，土地收入又成问题，地方财政压力将加大。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分析说：‘按照目前的实际情况，长远看地方债务偿还很成问题。原来曾搞过用一般预算的结余去偿还债务，现在估计地方总债务在10万亿元以上，而地方预算大概有7万亿～8万亿元，怎么可能还得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警示说，如果地方债务风险爆发，许多项目难免会半途而废，地方政府融资链条面临断裂。”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现在避免社会动乱和财政灾难的唯一指望，就是房地产业能够持续地发展，万万中断不得。尽管政协委员们和人大代表们和许多老百姓都在因高房价而吵吵嚷嚷，但不用担心他们会上街闹亊，房市带来的后续效应则不然了。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站在执政者的立场上，他们考虑的当务之急必然是尽可能地延长这一轮房地产业的繁荣周期，过一天算两个半天。也因而对此行业提出了新的口号与要求：“平稳健康发展”。“平稳”容易理解，就是切忌大涨大跌，因为两者都不利于延长繁荣周期；所谓“健康”，许多人都误读了，官方和民间对其具体含义的解读完全相反。打一个比方。面对一个浮肿病患者，一般人，如牛刀就觉得正确的诊治方法，“按照规律”应该是设法挤出其体内水份泡沫，但任志強知道这种治法将把浮肿病人医死，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而应当继续适量注水，但不过“过度”，, 让他苟延残喘。经过科学计算，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字为准，5%年上涨率，是维持房市“平稳健康发展”的最佳选择。又像是一个瘾君子，如果突然间停止注射，他会痛苦得满地打滾，房内所有繁华的装饰，30年来依靠GDP增长而置办起来的家当都可能被破坏掉。所以，可以预见，在任上，他将负责任地竭尽所能为保护高房价不受冲击而作出不懈之努力，直至鞠躬尽瘁。

　　现在国内最大的经济隐患，正是价格越涨越高的房市。房价越趋高，投机资本越趋之若鹜，房市越旺销，房价又越涨，已形成循环之势。而对眼前中国这一主要的支柱产业一片兴旺发达的大好形势，中央决策层却反而可能正在忧心重重，其中道理，不难理解。

　　除国内房地产业终将难以持续发展而的难题外，对外经济最大的麻烦则是人民币汇率问题。3月16日，美国130位议员联名写信，要求其政府強压中国改变现行的汇率政策。他们声称，“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能比人民币升值更有助于推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并要人民币升值25——40%。

　　其实，美国议员先生们醉翁之意不在酒。无数中美经济学家从市场经济角度上分析，都已论证过，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美国当前的高失业率，因为，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制造”，几乎全是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商品，美国企业出于成本考虑，早已不生产了，也不可能恢复生产，完全无助于改善美国的失业状况。強压人民币升值，损人并不利己，甚至是损人又损己。这一要求并非出于经济上的，而是居心叵测，含有阴险的政治图谋。

　　但从长期看，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势在必行。当前的汇率政策，即所谓汇率操纵政策，是在危机条件下的特殊政策，迟早都将退出。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不可避免。因为，市场上的钱太多了，防止恶性通货膨胀和股市楼市泡沫过度严重化的需要。市面上流动性货币过多，一部分是可以控制的，即国家银行的投放量，一部分则是不可控制或难以控制的，这部分包括大量外贸出口顺差获得的美元，外商投资的资本金，以及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境外投机热钱的涌入等等。这些外汇都要换成人民币才能在国内使用。人民币只有升值，才能有效地減少上述不可控制或难以控制的无节制涌入的货币，以防止市场上禍患的爆发。

　　那么，现在为什么不升值呢？因为这将引发大规模企业倒闭潮，失业率飙升，危及统治，所以不敢。这也是面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強大压力，中国政府罕见地硬气了一回的根本原因。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贸出口，在受到官方宠信的主流派经济学家们鼓吹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引导下，绝大多数外向型企业生产的都是低端产品，利润微薄。例如，有资料说，机电产品出口占全国出口的份额占60%，利润率一般在5%左右。而对鞋子、眼镜、玩具、打火机、日用陶瓷、纺织服装之类商品的利润甚至更低。专家分析，一般而言，人民币升值对所有企业都有影响，但对劳动密集型、科技含量低的企业影响最为严重。这些行业的企业靠廉价劳动力和低价优势出口，利润低，尤其以纺织服装业最为典型，而中国正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雇佣着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据相关数据显示，人民币每升值1%，纺织和服装的利润分别下降3%——6%。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对纺织品出口的负面影响非常之大，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打击是致命的。有关商业部门认为，如果人民币升值达到5%，就将超过几乎所有出口企业能承受的极限。而美国要求中国升值的幅度竟是25%——40%！显而易见，若是应其要求，中国以出口拉动增长的经济恐怕将面临崩溃的现实危险！

　　有人可能又会问，中国出口商品难道不能设法提高利润率，应对升值压力吗？没有这种可能。因为，中国商品之所以能畅销全世界，主要优势就在于价廉，廉价优势则如上文所述，根源于严重牺牲资源环境和竭力压制劳工权利，再要在这方面打主意降低成本，已经没有潜力可挖了。如果提价，则面临着其他发展中国家同质化商品的激烈竞争，无疑于自断销路，也行不通。

　　楼市的泡沫与汇率的“操纵”，这是中国当前面临的内政与外交上的两大难题，不解决是不行的，拖得越久越被动，后患也将越严重。但若现在采用“休克疗法”解决，如上文分析，也不可以，那将使经济崩溃，社会大乱，其中道理已经说过了。这两大严重危及中国经济前途的难题既不能不解决，又不能马上解决，那怎么办呢？唯一出路就在于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结构”“促转变”是手段，目的是提高中国经济效益，以便为解决上述两大难题创造条件。

　　中国出口商品的品种和质量只有超越了同属低工资发展中国家的同类商品，而与高工资的西方发达国家同一档次，才可能在世界市场上卖得出相对而言的高价钱，获得高利润。企业利润高了，也才会相应地提高对汇率市场化后的承受能力，有利于其生存与发展，广大劳动者也能避免失去饭碗，社会就保持稳定了。者可能还认为和希望，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换。